朱立文，原名朱连升，1909年9月24日出生于广西百色县后府街(今百色市红旗街)。曾经念过书，但因家庭生活困难，被迫中途退学，随即成为资本家工厂里的童工。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官吏的贪污腐化和社会的贫富不均，使朱立文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逐渐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9年，中共党组织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广西开展工作。他们到达广西后，一方面开展上层工作，通过各种关系使共产党员进入机要部门工作；另一方面派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到工厂、学校和广大农村，宣传发动，号召人民起来参加革命。在他们的影响下，朱立文很快加入了革命队伍，并参加了攻占百色城的战斗，成为红七军的一名光荣战士。1930年11月，他随红七军主力北上，沿途经过许多恶战，于第二年7月胜利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第三、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英勇善战，他从一名士兵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朱立文任红三军团第七师某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曾任周恩来的随行参谋，后进入延安抗大学习。

1938年，朱立文从延安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竹沟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工作，任副参谋长。第二年1月，他随李先念南下鄂中，先后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三团参谋长、第五团参谋长、副团长、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副旅长兼四十三团团长和政委等职务，在开辟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0年10月的一天清晨，驻扎在湖北坪坝整训的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团长朱立文正和他的战士们共进早餐，突然消息传来：昨天夜里，驻扎在湖北京山三阳店的日军约千人，在沿宋河公路南下的途中突然转向坪坝，正向坪坝发动第二次进攻，形势已十分危急。朱立文放下碗筷，立即与参谋长研究部署，迅速下达了作战命令。伏击圈设在坪坝东南的崔家冲。这里是敌人必经之地，且重岩叠嶂、森林茂密，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敌军很快就出现了，骑兵步兵气势汹汹。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圈时，朱团长一声令下，密集的炮火从四面向敌人射来。敌人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抱头鼠窜，丢下了一大批武器和十多匹战马，占领坪坝的企图彻底破产。坪坝伏击战的胜利，使豫鄂挺进纵队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畅通无阻。

朱立文不但作战勇敢、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而且对战士、对部下亲如兄弟、情同手足。每次行军，他都是忽前忽后，前后照应。他有一匹可爱的小川马，但他很少骑，常常是让给体弱的战士。1941年夏，在部队撤出香炉山的那个晚上，雷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部队走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中，不少人滑倒。团政治处主任眼睛近视，不断跌跤。朱立文得知情况后，立即把他的马让给主任骑，他自己和战士一道步行。又有一次，在部队从荆(门)沙(市)公路东侧向西侧的四平山、香炉山、周家集行军的途中，朱立文患了重病，卫生队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但他坚决拒绝了，坚持同战士们一道徒步行军，直到体力不支，倒下路旁，才被抬上了担架。

朱立文不但关心、爱护战士和同志，也同样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1941年12月23日的傍晚，当他的部队撤退到铁李甲湾时，部队正在休整，但不久又被敌人追上。朱立文立即命令部队以铁李四湾为依托，阻击敌人至天黑再突围。当部队布置停当，正要向来犯之日军射击时，突然从林中走出十几个7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向朱立文恳求不要在村里打仗，怕枪声一响，使村里的百姓遭殃。朱立文想，在铁李甲湾阻击，坚持到天黑再渡过索子河突围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里打仗，确实会损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于是，他毅然下令部队向索子河撤退，由指导员李毅率领两个排先渡过索子河后，日军已经逼近，朱立文率领的阻击部队已无法过河了，只好沿索子河下游退却，退到麻雀岭，此地三面环水，形如半岛，已无法再退了，日军又紧跟而来。这里仅有一条放鸭子的小船。朱立文令刘嗣坤带领全排战士藏于茂密的芦苇丛中，自己带领通讯班仅存的几名战士在这条小船上向敌人射击以吸引敌人，并向对岸划去。刘嗣坤带的一个排得救了，但朱立文和通讯班的战士却全部壮烈牺牲了。

     朱立文是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时年32岁。

                                 （潘麟之）